秦汉社会生活中的“节气”“节令”“节庆”

“二十四节气”作为气候规律认识的一种标志性总结，是中国古代农人科学发现的成就。有研究指出，“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历法的中心内容之一，它不但包含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农业气候的精辟认识，而且准确地反映了由于地球公转而形成的日地关系，成为掌握农事季节的可靠依据”。研究者“考定二十四节气大致萌芽于夏商时期，在战国时期已基本形成，并于秦汉之时趋向完善并定型”（沈志忠：《二十四节气形成年代考》，《东南文化》2001年第1期）。然而《吕氏春秋》中出现的后世作为正式节气的只有《孟春纪》所见“立春”，《仲春纪》所见春“日夜分”即“春分”，《孟夏纪》所见“立夏”，《仲夏纪》所见夏“日长至”即“夏至”，《孟秋纪》所见“立秋”，《仲秋纪》所见秋“日夜分”即“秋分”，《孟冬纪》所见“立冬”，《仲冬纪》所见冬“日短至”即“冬至”。《吕氏春秋·音律》也说：“仲冬日短至”，“仲夏日长至”。如果说“二十四节气”在“秦汉之时”“定型”，则应当是逐步实现的。其中有些细节我们尚不知晓。

然而，我们可以明确，“节气”的说法，在汉代已经使用。《论衡·寒温》写道：“寒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明矣。”《续汉书·律历志下》“历法”条“节气”字样出现多至6次。

关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的关系，有必要说明。《礼记》成书年代是至今未能明确的文献学史难题。虽然有《月令》成于周公之手的说法，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言“蔡伯喈、王肃云周公所作”，但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则指出：“（《礼记·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陆德明也判断“此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此”。清人朱彬《礼记训纂》明确赞同郑玄说，又“申郑旨释之”，列举“四证”。孙希旦《礼记集解》则指出：“愚按是篇虽祖述先王之遗，其中多杂秦制，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不可尽以三代之制通之。”《说文·虫部》“蝗”字条下段玉裁注也说到《月令》的著作权人问题：“……《月令》吕不韦所作。”有关“《月令》吕不韦所作”及“其中多杂秦制”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或许周秦在关中地区的农业优势促成了相关知识的成熟。而所谓“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认为其以周秦知识为本，同时综合了“战国”时期诸子之学的思想成就，反映了相关知识逐步完善的脉络。

值得关注的生态保护意识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涉及生态保护的内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无焚山林”。季春之月，“无伐桑柘”。此外又有仲夏之月不许烧炭，季夏之月禁止砍伐山林等规定。《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也都有这样的内容。前引晁错所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也表达了同样的理念。《汉书·宣帝纪》记录元康三年（前63年）六月诏：“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以帝王诏令形式宣布了生态保护法令。以《月令》指导政策，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确。所谓“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正是《月令》所强调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如《吕氏春秋·孟春纪》：“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礼记·月令》：“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

据《汉书·魏相传》记载，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君王的“动静”必须遵循“道”，“奉顺阴阳”，这样才能“风雨时节”“五谷熟，丝麻遂”，而相反导致的“风雨不时”，则会全面危害社会。

《汉书·元帝纪》写道，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六月，因气候失常，“风雨不时”，诏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年）十一月诏书以地震雨涝之灾，责问：“吏何不以时禁？”唐代学者颜师古注：“时禁，谓《月令》所当禁断者也。”汉哀帝初即位，李寻就灾异频繁发表意见，以为“四时失序”，与“号令不顺四时”有关，强调应当“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李寻建议皇帝身边的臣下都应当“通知《月令》之意”。如果皇帝颁布的命令有不合于“时”的，应当及时指出，“以顺时气”。李寻自称曾经“学天文、《月令》、阴阳”，可知西汉时《月令》已经成为专学。而所谓“时月之令”，可能就是《月令》和“时禁”即“四时之禁”的统称。《后汉书》有“奉四时之令”的说法，李贤注：“‘奉四时’谓依《月令》也。”

居延汉简中有关于“吏民毋犯四时禁”和“吏民毋得伐树木”的内容，体现了当时维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已普及到基层。而所谓“有无四时言”，反映了对于执行这种制度的纪律检查机制。基层军事组织按时上报文书即“吏民毋犯四时禁”及“吏民毋得伐树木”档案的形成，反映了这种机制的严肃性。

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也有关于生态保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规定：“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毋挞剿。谓剿空实皆不得挞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毋杀□虫。谓幼小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毋杀孡。谓禽兽、六畜怀任有孡者也，尽十二月常禁。”“毋夭蜚鸟。谓夭蜚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毋麛。谓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尽九月。”“毋卵。谓蜚鸟及鸡□卵之属也，尽九月。”“中春月令”规定：“毋□水泽，□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鱼，尽十一月常禁。”“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虫草木……〔正〕月尽。”“季春月令”规定：“毋弹射蜚鸟，及张网，为他巧以捕取之。谓□鸟也……”“孟夏月令”规定：“毋大田猎……”开篇称“太皇太后诏曰”，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版），这一文件明确作为诏书颁布，却并不见于《汉书》，是通过考古获取的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