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社会生活中的“节气”“节令”“节庆”

中国礼俗与“节气”相关的文化传统，是在对“天人之际”神秘关系的体会、观察、探索和理解中生成的，体现出认识自然与人之关系的智慧。“二十四节气”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作为季候与农事关系的经验，在秦汉时期得以达成普遍共识，并全面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相关文化理念对后世风俗形成某种规范。所谓“节令”“节庆”调节社会节奏的作用，在秦汉时期也已经可以看到初期表现。

李约瑟注意到古代中国人“非常强调自然界的统一性以及个人与自然的合一”（《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就汉代而言，除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为人们熟知而外，董仲舒讨论的“天人之应”“天人之征”，公孙弘所谓“明天人分际”，以及《韩诗外传》“合天人之际”，《淮南子》“明于天人之分”等，都体现对同一命题的关注。《说文·竹部》中说：“节，竹约也。”段玉裁注：“引申为节省、节制、节义字。”“节”作为指意时间的语汇，应当与确定的日期间隔有关，提示了生产与生活的秩序。在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传统社会，有关“节气”“节令”“节庆”的思想创见和礼俗构成，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

“风雨时节”理想

汉代文字遗存中多见以“风雨时节”形式表达的对适宜农耕生产正常气候的庆幸和祝愿。汉镜铭文多见“多贺国家人民息，风雨时节五谷孰”文句。“风雨时节五谷孰”，又写作“风雨时节五谷熟”。又《三公山碑》“皇灵□佑，风雨时节”，《曹全碑》“风雨时节，岁获丰年”，也都体现“风雨时节”是共同的社会理想。“风雨时节”，既是民间通行的吉祝，也是政治文化话语。晁错对策论“治国大体之功”，包括生态保护，“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这样则可以“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汉书·晁错传》）。“四时节”“风雨时”，就是“风雨时节”。

与“风雨时节”相反的情形，是“风雨不节”。《史记·乐书》载：“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周易参同契》也说：“风雨不节，水旱相伐。蝗虫涌沸，群异旁出。天见其怪，山崩地裂。”居延汉简可见“始春不节”简文。相近的意思，又有“始春未和”“方春时气不调”等对于异常气候的表达与记载。敦煌汉简可见“春时风气不和”“方春不和时”等记载，意义也是相近的。

《吕氏春秋》“十二纪”强调，施政要依照由长期农耕生活经验总结的十二月令行事。“风雨不时”，与政策失误有关。《吕氏春秋·孟春纪》说：“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又《季春纪》：“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仲夏纪》：“（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仲秋纪》：“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这一理念在汉代得以继承。《淮南子·时则》写道：“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落，国乃有恐。”“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有大恐。”违背了“时序”“时政”“时则”，则可以导致山林“草木”的原有生命秩序被破坏，农业生产必然受到影响，或“民殃于疫”，甚至致使“国乃有恐”“国有大恐”，危及国家安定。

“时序”原则：《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

《吕氏春秋》“十二纪”系统记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天象规律、物候特征、生产程序以及应当注意的诸多事项。《逸周书》中《周月》《时训》《月令》诸篇，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也有大体相近的内容。所谓“时政”“时则”，强调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自有自然的原则。汉代人的习用语“时序”，有可能即体现了这种原则。汉代瓦当有“时序□□”的文字。陈直《秦汉瓦当概述》写道：“时序残瓦，仅存右边，《东都赋明堂诗》云：‘五位时序’，亦同此义。”（《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瓦文“时序”因文字不完整，语义未可揣断，但是在汉代人的生态环境意识中确实有“时序”的观念在起作用。《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考察舜的执政能力，“善之”，于是使舜参与国家管理，“百官时序，宾于四门”。这里所谓“时序”似乎难以进行确切解说。司马迁对于舜正式当政后的表现，也有一段文字说到“时序”：“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对于“时序”，张守节《正义》解释：“言禹度九土之宜，无不以时得其次序也。”

《史记·礼书》张守节《正义》写道：“天地位，日月明，四时序，阴阳和，风雨节，群品滋茂，万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咸谓之礼。”“礼”的范畴之中，似乎“四时序”比“君臣朝廷尊卑贵贱有序”的政治等级制度还要重要，直接关系到“阴阳和，风雨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