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重视智能媒介素养的提升

提升智能媒介素养的可能路径

英国技术哲学家大卫·科林格里奇发现，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往往不能在技术生命的早期被预料到。然而，当不希望的后果被发现时，技术往往已成为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以至于对它的控制十分困难。这就是“科林格里奇困境”。在我国智能媒介突飞猛进但公众智能媒介素养整体不足的情况下，要重视社会制度安排，培养个体开放性视野和多元思维，在构建新知识的同时增长鉴识能力，防止落入“科林格里奇困境”。

完善顶层设计，多层次推动智能媒介素养提升行动落地。2016年，我国政府全面启动争做中国好网民工程，其中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是重要内容。其后，中央网信办和教育部也不断出台政策，支持对网民或学生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智能媒介工作原理、生产机制、运行方式技术含量很高，并非一般网民所能自行学习的。为此，应根据不同层次网络群体，采取针对性教育方式。例如，对网络内容生产商，重在要求履行生产者责任，标注智能内容的技术手段与地点、时间、人物等信息要素；对文化程度高的网民，重在提供智能技术原理和生产背景的解读，鼓励他们以更广阔、更辩证的思维看待问题；对不熟悉智能技术或辨别能力较差的网民，主要提供信息鉴别及防骗方面的教育。

把握现实趋势，增强用户自主提升智能媒介素养的积极性。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媒介素养”自提出后，经历了保护、鉴别、批判、参与四种范式的阐释。前三种范式都认为，受众是媒介素养的被动方，需要接受政府、媒体等主导方的教育。而今，信息的生产与发布不再由专业媒体垄断，网络“去中心化”态势明显。智能工具的广泛运用，进一步提高了普通网民参与积极性，媒介素养教育的主导权开始向广大网民转移，他们的媒介素养水平直接体现在用户生产内容（UGC）作品之中。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简便易用的智能媒介技术的日渐流行，普通网民也可借助这些智能工具的强大能力，发布优质信息内容。这提示我们，应推动媒介素养教育从被动灌输向主动提升转变，减少说教成分，善于在网络内容的生产与消费中引导用户提升表达、分析、思辨能力，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其智能媒介素养水平。

推动多元互动，提升社会整体智能媒介素养水平。在数字时代，智能媒介的主体包括专业平台、新闻机构、普通网民等，他们在智能媒介素养教育方面各具优势。如果加强引导，形成良性循环，可以大幅降低行政成本，使他们在有效互动中助推社会整体智能媒介素养水平的提升。专业平台通常是智能媒介各种功能的开发者和率先使用者，其与普通网民之间能够就不同场景使用智能媒介的尺度进行互动并达成共识；新闻机构作为专业智能媒介的使用者，可在实践中将智能媒介素养教育蕴含在专业内容之中，从而实现各主体的知识提升；普通网民在学习和实践中了解智能媒介原理，增长智能媒介技能，并通过多方互动监督专业平台、新闻机构的算法运用，有助于在提升自身媒介素养的同时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黄晓勇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视听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