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

张先强

跟好多在乡村长大的同龄人一样，孩提时便听惯了人群中“小队干部”、“大队干部”、“公社干部”这些称谓。寒暑假最喜欢去姑母家小住。姑母家在西山下，二三十户农家都是同一个生产队亦称小队的社员。生产队（小队）的概念，小孩子哪里懂，只晓得社员们干什么农活都归小队干部管着。无论春夏秋冬天晴落雨，抑或上山下田耕种收成，男男女女大家伙都拢在一堆劳作。每天清晨扯着嗓门挨家挨户招呼“出工喽”的那个人，就是小队干部——队长或副队长。而有能耐召唤小队干部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开会或者带领社员前去集体干活，有能耐在人们观看露天电影之前，手持话筒“呼呼”吹一下厉声讲几句，“呼呼”吹一下再讲几句的人，不是“大队干部”——大队长、支书，便是“公社干部”——包队工作组无疑。

感觉被称作“干部”的人不一般，很威严。从大人嘴里听说，这公社干部（工作组）官比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大，待遇更是有差别：大小队干部“不脱产”，平日需要干农活挣工分。公社干部拿薪水，吃商品粮，不需干农活。代表上级包队，说话有斤有两，很有令头。有几回我们一帮孩子在秧田翻泥鳅，姑母晓得后慌急急走来正色道：“快些转去快转去，让工作组瞅见可不得了……”孩子们一听“轰”地四散而逃。

上初中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了。在昏天黑地，人妖颠倒的某一天，一个生份的名词嵌入了我的脑际：“南下干部”。那时候，父亲被“造反派”横加迫害，满腹冤屈。当看到解放初期的老区长李永盛等一批“南下干部”也遭“批斗”、残害，他更加愤懑。在一个隆冬寒夜，父亲给我讲述了他和南下干部曾经在一起的往事。他痛心疾首，忠心耿耿的好干部也成了“反革命”，这世道怎么了！我似懂非懂，但终究还是把父亲的话记到心头，记住了“南下干部”这个特殊的称谓。

一段时间，老家富岭街谈巷议传颂一则趣事：家住街尾一位林姓老民兵（后来是我的岳父）胆大包天，每当造反派押解李区长一行游斗经过门口，他必趋前敬烟奉茶执手安慰一番。

造反派斥责老林“阶级立场不稳，行为匪夷所思”。

老林理直气壮地反驳：“当年如果没有共产党南下干部带我们剿土匪除恶霸，今朝你们还能张牙舞爪？‘忤鹞仔’，恩将仇报要遭天修（报应）的！”

何为南下干部？经历过战火，打过日冠，参加过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一批老解放区的优秀党员干部响应党的号召，为了解放全中国而离乡背井，随军南下，转战在闽北山区，引领老百姓剿匪反霸，改天换地……如果孩提时就知道这些，我肯定会激动得夜不能眠，童年的理想可能会更加昂扬放飞。

更多“真相”于十多年后，由一位老人教我认知。在丹桂飘香的季节，老人拿出一本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新书，用慈祥透着希冀的眼光看着我，说知道你爱书，送你这本册子，你一定喜欢。

一本厚厚的《浦城革命老区》。封面的图案青山削翠，碧岫堆云，苍松拥映高矗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一簇簇红杜鹃分外醒目。

哦，这是一本记载浦城自鸦片战争后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演绎，汇集志士仁人足迹的史籍。

我心存敬畏，迫不及待地翻阅“尘封”的历史。仿佛穿越着时空，披历凄风苦雨悲欢怨怒，也“回溯”南下干部的风雨历程——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战役刚结束，第三野战军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以十兵团团部及3个军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休整，进行入闽的各项准备，担负解放福建的任务。

早在1949年初，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取得胜利之后，中央就已着手准备接管和经营福建的干部力量。这些干部一是从太行、太岳两个解放区抽调4000多人组成长江支队；二是从苏南区党委抽调2000多人相当两个市的干部配备；三是从上海、苏州招收2000名知识青年（其中1000多名大学生）组成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

党发出了号令，老解放区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立下卓著功勋的党员干部，纷纷挺身而出，迎接新的任务，接受新的考验。是年2月，山西太岳地区长子县按照上级的部署，采取自愿报名与组织批准相结合的原则，选拔出派遣福建浦城的干部108人（其中县、区级干部46人，党员96人，女干部5人）。

1949年3月13日，108位长子儿女肩背行李，告别亲友，踏上南下征途。集结于河北武安短期整训，便穿着军装挂上胸章，配发枪枝弹药，编为长江支队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加入追歼逃敌的战斗行列。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长江支队奉命随十兵团进军福建。7月2日从苏州出发。一路上，敌机轰炸，残匪袭击，都挡不住英雄战士前进的步伐。

1949年7月28日，长江支队历经重重困难抵达浙江江山，又一鼓作气翻越仙霞关、五显岭，于7月30日到达闽北浦城。8月13日，第四中队进入城关。

按照出发前的安排，第四中队108位同志进了城立即各就各位。中队教导员刘健接任县委书记，中队长秦尚武为县长。调整充实后的县党政领导班子，首先挑起了剿匪安民的重任。

史料佐证：当时浦城匪患尤甚。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与流氓地痞相勾结，组成多股土匪武装，盘踞农村，散布谣言，暗杀共产党新政权干部和积极分子，搅得城乡鸡犬不宁。

看这组数字：1949年5月至1950年底，土匪杀害人民政权干部、积极分子157人，绑架452人；抢夺枪38支，子弹2000余发；耕牛30余头，生猪204头；抢劫国家粮库9次，大米百余吨；破坏电线杆53根，电线2250米，电话机9部，袭击汽车13次；强奸、轮奸妇女60多人，烧毁民房50间，勒索银元3000多元，黄金39余两……

面对严峻的形势，县委提出“剿匪安民，建设政权”的方针。在充分发挥原在浦城坚持革命斗争同志作用的同时，要求南下干部担负起剿匪反霸的排头兵。在旧社会，天下劳苦大众本来就是一根藤上结的瓜。来到闽北以后，阶级兄弟自是水乳交融。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民兵积极分子组成一支支武工队，深入城乡各个阶层，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排查匪情，解放军也派出剿匪部队，军民同仇敌愾，形成了千钧棒、铁扫帚。

“刚解放那阵，土匪猖獗得很，贫雇农没几个敢站出来的。”我的老岳父生前回顾:“刚解放时国民党残余还猖得贤，南下干部一来就把穷人腰杆撑直了。我是村里第一批民兵，为了翻身不顾生死，跟着武工队斗恶霸，剿土匪，没后退过半步。”

看一组数字：仅1950年6月至年底，全县就消灭10股土匪800多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363支，卡宾枪5支，短枪101支，手榴弹1050枚，子弹1000多发……除郭永槐等12名重要骨干土匪出逃外，浦城境内匪患基本肃清。

这是浴血的战果。浦城人民不会也不该忘记的历史章回。

剿匪反霸锻炼考验出大批优秀积极分子，充实了县、区、乡人民政权。1950年10月全县建立89个乡，8个街道，224个行政村。全部由翻身百姓当家作主。紧接着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真正实现了改天换地，为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浦城县志》记载：1949年浦城工农业产量均低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尤其农业，总产值891.93万元，仅为民国25年（1936）的54.77%，粮食年产51067吨，为民国25年的63.81%。人民民主政权通过社会改革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用3年时间，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至1952年，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绝大部分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并且从根本上解决恶性通货膨胀问题，劳动人民初步得以安居乐业。

看似枯燥的数字，分分毫毫凝练千均。

还记得“纪念长江支队入闽65周年”座谈会上，浦城藉老同志的深情讲述，他们说，解放以后百业待兴。要不是南下干部充实政权力量，如虎添翼，各条战线何以开局？他们说，南下干部政治上是辅导员，倾心对新战友传帮带。南下干部工作中当排头兵。总是率先垂范，勇往直前，他们说，全县工农学商，文教卫生，哪条战线没有南下干部洒落的汗水，深深的脚印？他们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风民风干部作风，例举亲身经历的一桩桩一件件，从心底发出赞叹，发出感慨。他们赤诚建言，端正导向，培养干部要将南下干部那股子精气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描绘各异谈不上出彩。然而在我听来所有的字句都关乎感情，承载着漫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爱与敬佩。

你看啊，时光荏苒，几十年间南下浦城的战友不少人调离或提拔走了，扎根山城的却也无怨无悔。回望政治人生，尽管岁月蹉跎，时移俗易，他们仍不改初心，能上能下，不屑荣辱。卖官粥爵弄权谋私与其无染。且看二代三代，多能恪守本份，勤勉自立，旁门左道暴富升迁与其无缘。

……

走进历史深处，那些悄然隐没的身影，逐渐让我清晰可触。我顿觉愧疚。如此多年以后，我才认真回望家乡的历史，了解“南下干部”，了解自己的岳父和父亲。南下干部中的一些人以及我的岳父和父亲先后都走了，走时或许心底带着遗憾。夜灯下我掩卷凝思，眼前浮现像父亲的老人给我赠书时的情景。那天他拉住我的手，一直温和地看着我，目光恬淡，如同以前父亲看着我的目光。他说“老促会”要争取将浦城老区苏区革命遗（旧）址都立碑，嘱咐我接力促成这件事。他说这番话时神情是那般深沉庄重，让我感受到老党员老战士几十年丝毫没有消融的情怀。

老人叫田健，山西人。1949年7月扛枪南下，三十多年转战闽山碧水之间。1982年转业先后在浦城县委、县人大任职。离休后，家安下来，根也就扎在浦城这方土地了。但是他离而未休，一直关注革命老区，助推扶贫开发事业，老促会会长一干近20年。年逾九旬如松树更见苍老遒劲，气根披拂，不倦地散发正能量。

我由衷致敬——

南下干部，一支光荣团队。

南下干部，一座历史丰碑。

（作者系浦城县老促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