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忘年交——曾仰斋先生

（肖健桦）

眼前的东西总是丢三落四的，遥远的往事却是记忆清晰。四十年前，我结束了一段四处流浪的木匠生涯，到临江公社上际大队樟元山小队插队，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城里下放农村，名叫曾仰斋的老人。上际大队的农民兄弟都尊称他为“老曾伯爷”。

接触不久，我就感觉此人是个有些人生阅历有过沧桑的人。他瘦高个儿，两眼炯炯有神，说话慢条斯理，衣衫整洁得体，花白头发向后梳理的整整齐齐，气质非同一般。当时城乡差别较大，农村人有的还不能达到温饱，也难做到注重仪表。

我和曾仰斋先生的卧室只隔一层木板，可以听见他偶尔咳嗽的声音。每天清晨，太阳刚从山垇爬起，老人很按时的就会出现在上际林场山岗晒谷坪上，比比划划，来几路拳脚。然后，顺着山涧小路散步，生活很有规律。

曾仰斋，曾用名毓辉，字培庚，生于1907年。先生原籍江西省丰城县，农人子弟，少年时外出谋生，到浦城曾在两家土布店从师学艺。1931年，他才22周岁，就进入浦城当时的大商号“涂华美”绸布店当管事。

人海茫茫，相识是缘。1977年，那时物资还是很贫乏的，水果也较少，浦城除了比较有名的观前瓜籽瓜，主要取瓜籽卖，城里基本上看不见甜蜜的大红西瓜。那年，曾仰斋先生就带领樟元山的村民在山垅田里种西瓜。当时林场只有一口大锅，除了每人用铝饭盒集体蒸饭，煮菜是大伙轮流的，有的是自家带来一些咸菜将就一天，可以说，我和“老曾伯爷”是一口锅里吃饭的。时间稍久，也不见外，老人也就不避讳陈年旧事。他说他种瓜的技术，是在杭州劳改农场学的。从西瓜秧苗到果实、成熟，期间怎样整技剪蔓翻藤，怎样治虫，都毫无保留的传教给农民兄弟。

当年，西瓜大丰收。村里当时没有拖拉机，只能用箩筐挑着，从樟元山经夕阳寺的小路到下沙进城，有十几个华里。西瓜不大，很匀称，基本上每个都在六至七斤左右，瓜囊又红又甜，很好卖，一进城就卖光了，每斤大约在二角钱，有体力的农民兄弟可挑二百多斤，我只能挑一百多斤，卖了20多块钱，钱上交给生产队，年底分红结算。一天卖西瓜的钱，可抵当时在田里劳作三五天的工分。农民兄弟都笑逐颜开。

种瓜期间，老人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宽容和清廉。

西瓜结果时，基本上是老人看瓜棚，山间的蚊子又大又毒，他晚上摇着一柄芭蕉扇，也不知是怎么熬的。西瓜成熟要采摘的那几天，老人伤风感冒了，我和一位福州知青负责看瓜，山里人淳朴，不会偷西瓜，主要是防止一些小型山兽和田鼠糟蹋。那晚，我和那知青一人选了一个大西瓜，吃得饱饱的，再把瓜皮踩进烂泥田里，然后躺在瓜棚里看月亮，数星星，也不知道那用木糠粉和六六粉做的又粗又大的蚊香散发的烟雾有没有毒。第二天清晨一大早，老曾伯爷拄着一根木棍来了，他在田头地垅里很认真的看了一遍，笑笑说：“忍不住了，馋了？”虽然没批评我们，我们都很不好意思，只好承认偷摘了两个西瓜。老人很清楚，他种的瓜，就像带小孩一样认真，自然心里有数。事后他也没向生产队汇报，不然我们在晚上生产队开会时是要受批评甚至扣工分的。老人种瓜很辛苦，却一直到摘瓜时才和大家一起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到城里时，也只带一个瓜去给女儿和小外孙们尝尝鲜。从这件小事，看出老人是一个很清廉自律的人。

我曾采访了年近九旬的曾先生的堂弟媳李银宝和曾先生年逾古稀的女儿，他们和祝凌云先生在政协史料中说法是一致的。曾先生当年同情共产党，帮助红军，城里商界人士尽人皆知。1932年农历8月19日，方志敏率红军第十方面军进驻浦城。当时国民党宣传污蔑共产党是“共匪”，城内许多商号因害怕而关门，曾先生却无所畏惧，他任经理的商号“涂华美”照常开业，并把红军需要的物资卖给红军。红军回师赣东北苏区后，曾先生继续和崇浦边区红军游击队的人做生意，时间长达两年左右，商界同仁都很佩服他过人的胆识。

曾仰斋先生因为家道贫寒，童年辍学，深知文化的重要，在浦城商界小有成就，站稳脚根后，即邀其教过私塾有些文化的叔叔曾枯到浦城来，开班培养从丰城来的曾家子弟和老乡儿女。曾枯当时在江西景德镇瓷厂专门从事在瓷器上画画写诗的工作，仰斋先生赤子之心感动了他，他欣然携家带口前往浦城。同时，在他与许功成等合作开设“天华布店”做为股东和经理的期间，注重把徒弟李兴发、涂吉星、曾迪生等人培养成能写会算的商业人才，先后出资聘请甘公恒，叶根浦，吴本谕等文化人到店里为徒弟办夜校补习文化，曾仰斋先生自己也时常亲临课堂督促徒弟们认真学习。这在当时的浦城商界没有先例，没文化却特别注重文化，可以说曾仰斋先生是个有远见的人。

曾仰斋先生外型清瘦儒雅，很难看出他是个有扎实的武功底子，个性又极强的人。

1940年冬，曾仰斋获选县商会第十三任会长，1943年获选县临时参议员，商场与官场免不了有往来。1942年至1946年，国民党闽浙赣三省“剿匪”司令钱东亮率部驻扎浦城，“剿匪”指挥部设在城关，执行绥靖政策，钱东亮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民愤很大，人们惧怕他却又无可奈何。当时在强权统治下，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一次商界与官方在添灯下十字街酒店宴会上，曾仰斋与钱东亮发生激烈争执，面对这个权高位重的杀人魔王，曾仰斋毫无惧色，盛怒之下竞出手摔了钱东亮一个耳光。这下可招来大祸，钱当时就拔出手枪就要当场毙了曾仰斋，所幸被钱的小姨太和边上的人劝阻。这件事当时在浦城影响很大，商界同仁都由衷赞叹曾仰斋先生是个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人。

曾仰斋先生最值得骄傲但又悲情的事，老人曾对我说过，但这件决定了他后半生坎坷命运的事，他却没有后悔，他说：“时间会证明一切”。

上世纪四十年代，杭州商人李某义曾有在浦城新桥下居住过，当时，曾仰斋在杭州开有一家食杂店，和李某义过往甚密，两人引为知己，李到浦城做生意，曾仰斋也十分关心帮助他，李某义解放前夕在杭州被国民党逮捕，光荣牺牲。曾仰斋说他并不知道李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只是生意往来，感情视如兄弟。他也不知道李在解放前夕被捕牺牲。事隔多年后，曾仰斋被捕判刑15年，定性为反革命。曾仰斋先生当时在狱中据理力争，并说：“如果是我出卖了兄弟，你们可以马上枪毙我”。曾仰斋获刑15年，在劳改农场劳动7年后被释放。曾仰斋先生骄傲的是他结交了一位重情重义的地下党，悲情的是这位地下党牺牲的事怎么会牵连到他的身上？曾仰斋先生告诉我，当时监狱方面还是对他很关心的，没有什么重体力活叫他干，都是做些技术活，养花种菜种西瓜等就是在劳改期间学会的。曾仰斋出狱后，他的历史最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史料只是这样记载“仰斋先生有过一段坎坷的历史，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雨露滋润了他的心田”。1980年春，曾仰斋先生离开樟元山到城里定居，他拄着一根木棍，到我当时工作的浦城货车队铜工车间看望我，当时经济条件差，我只拿学徒工资二三十元，没什么好招待，请老人到货车队职工食堂买些扁肉就餐。

曾仰斋先生人生虽经历大起大落，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精神不改，回到城里，当时已年逾古稀的老人，自费从浙江引来蜜瓜种籽，找到县良种场，在果园进行义务劳动，当年（1980年），松脆芳香、清甜的杭州青皮蜜瓜就收获了两千斤。县良种场决定给他适当的报酬，他不肯要，最后接受每月十五元的伙食费。在良种场期间，他亲笔撰写一份《蜜瓜栽培说明》给工人们做技术指导，参考资料。

结识这位“老曾伯爷”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老人从商一辈子，从杭州到浦城都有店面，生意做得不小，名望也很高，但他一辈子竞然没有一幢自己的私宅，解放前到解放后都是租房子住的。我不明白老人在想什么。我只知道，他是个仗义疏财的人，有点象梁山好汉。在杭州，一位浦城老乡生意亏本，走投无路要寻短见，他得知情况，立马慷慨解囊，帮这位老乡渡过难关并重振旗鼓。他还为没衣裳穿的人捐献过布匹。1944年，浦城县私立豫章小学创办不久，他率先解囊，同时向江西同乡发起献书集资活动，捐献儿童读物一千余册和部分仪器教材。他是一个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人。

曾仰斋先生的堂弟媳回忆说：“当年她结婚时，堂哥出资给她办了38桌酒席，还做了婚纱。”这位年近九旬的老婆婆说起这事充满了幸福感，她是浦城当年第一个穿婚纱结婚的人。

如今，曾仰斋先生的后人里，两个儿子先后去逝，大女儿曾淑章居住浦城，退休后晚年生活幸福。小女儿没满月就送人，现名叫鲁惠根，定居杭州。他的孙辈也很有出息，一位广州理工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曾仰斋先生的后代现在生活都很幸福，先生有知，当含笑九泉。

前段时间，偶遇余奎元先生，几位朋友小酌几杯聊得兴趣时，天南海北的说到曾仰斋先生，余奎元先生得知我在樟元山与曾仰斋先生共同生活的一段经历，约我写一篇民国史人物的文章，我虽懒惰多年不提笔，还是欣然应允，把我所知道的采访到的曾仰斋先生生前一些事，拼凑成文，纪念这位已逝世30多年的先贤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