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是保持平稳健康经济环境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从国际看，百年变局加速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风险源风险点明显增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输入型风险大大增加。从国内看，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改革进入爬坡过坎的攻坚期，也容易引发内生性风险。因此，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就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筑牢保持平稳健康经济环境的“防火墙”。

形成政策合力

我国经济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政策有空间、制度有保障，只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系统观念，树立辩证思维，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加大政策力度，提高政策精度，形成政策合力，就完全能够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实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坚持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更加注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跨周期调节是我国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对逆周期调节的拓展、完善和升级。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既相互补充又各有侧重。逆周期调节主要是熨平经济短期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而跨周期调节则更加注重把长期目标和短期政策相衔接，以长期目标引领短期政策方向，以短期政策服务长期目标实现。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稳增长已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积极出台具有稳增长作用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市场信心。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保障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提高政策精度，扩大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范围，研究出台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靠前发力，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坚持宏观政策与行业政策相协调，更加注重保持行业政策的稳定性。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总量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常常交织并存，这就要求我们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平稳健康经济环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宏观政策和行业政策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保持一致性，不能出现宏观政策“轰油门”、行业政策“挂空挡”甚至“踩刹车”现象。特别是由于行业政策本身既有传导宏观政策的功能，也有承载行业管理的作用，它对市场主体往往具有双重影响。因此，如果行业政策不稳，市场预期就不会稳，市场主体信心就不会增强。近两年，面对疫情冲击，我国宏观政策和行业政策总体上做到了相互配合、协同发力，为经济率先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行业政策与宏观政策不协调、不一致的情况，甚至产生了一些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给稳增长带来了一定干扰。因此，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就必须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同时，更加注重行业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切实避免出现“随机性”“运动式”“一刀切”现象。

坚持投资政策与消费政策相衔接，更加注重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我国完整的内需体系，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21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达到79．1％，比2020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但与疫情前相比，与外需相比，仍处于较弱状态。因此，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就必须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投资既能增加短期需求，又能优化未来供给，具有改善供需、兼顾长短的双重作用。从投资潜力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绿色化、数字化不断推进，在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科技研发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民生保障改善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从近期扩投资看，政策重点应围绕补短板强弱项，适度超前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大力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着力扩大制造业有效投资、合理满足房地产领域投资需求。与投资需求相比，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对稳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不论是生存型需求、改善型需求，还是发展型需求，潜力都非常巨大。但近几年在各种因素尤其是疫情因素影响下，消费需求恢复偏慢、增长乏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对此，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过去我们在扩投资稳增长方面经验较为丰富，政策工具较多，但在挖掘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方面仍然研究不够深、办法不够多、政策工具较少。因此，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实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就必须加强对消费政策的研究，完善和丰富政策工具箱。特别是要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力提升民生保障水平，降低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的负担，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力度；积极探索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的消费支持政策；坚决破除影响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因城施策和因需施策相结合，合理满足居民住房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