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从国内外政治发展成败得失中深刻认识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逐步探索、建立、发展、完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有效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长期实践中得到持续巩固、发展和完善，展现出蓬勃生机和巨大优势，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一、探索适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寻找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模式指明了方向，中国人民对自己命运的选择从精神上的被动转为主动。毛泽东同志对此作过总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在带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不触动旧的社会根基的自强运动，各种名目的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不能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为了结束封建专制统治，实现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致力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与建立适合中国国情、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提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建立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积累了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宝贵经验，为政治制度的探索提供了条件。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开幕。大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政权。1934年1月，中央又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是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政体的演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政权建设的开端，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即在各级参议员和政权机关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这是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民主制度，有力地推进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进步青年向往的“民主圣地”。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是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人民代表大会”的构想。指出，“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想的提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极大地团结和动员了各阶层、各党派人士。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在各解放区普遍建立起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党领导政权建设的经验日益丰富。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前以“人民代表大会”命名的最高层次的地方权力机构，在会议的组织、程序、功能等方面已经具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特征：制定了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形成了政权执行机关；明确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立法权，行使监督职权，听取审议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制定了会议的议事规则和其他程序。董必武在开幕词中指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1949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同志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这部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重要文献对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明确安排，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