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漫忆

我是忠信镇上同村土生土长的北乡人。上同村的詹氏宗祠是我一生难忘的母校——上同小学。从幼稚无知的小孩到年已古稀的老朽，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忆起那些陈年往事，还是记忆犹新，一切情景历历在目。

你如果乘车从上同村杨处马路店铺门前下车，经过新仓库门口到詹氏祠堂，就要经过一座由三段接连起来的九条石板架起来的桥，桥下清澈见底，河面不宽，河水不深。沿大路往右拐弯走，就可以见到一堵又高大有宽阔的砖墙，这道砖墙有三个大门，中间大门就是詹氏祠堂的大门。大门上方有一块石板雕刻起来的横匾——詹氏祠堂，右上方有“丙寅夏”三个小字，左下方有“康有為書”四个小字。“詹氏祠堂”石匾上去大约半米多高，有一条长约七八米，宽约三十厘米的立体画廊，那画廊框内有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动物和植物的精美立像，叫人百看不厌。中间大门两边各有一头石狮，口中衔着一个石珠。小时候的我，身材矮小，胆子也特别小，看到高大的石狮望而生畏，直到读六年级的时候，才敢偶尔爬上石狮的脖子，骑上片刻，又小心翼翼地下来。

中间大门进去约两米，靠着里面天井旁，立着一块正方形的屏风，上面写着“百年樹人”四个正楷大字。左边大门进去是学校图书馆，图书馆有各种各样的书大概一千多册。右边大门进去是一间与图书馆面积一样大的空间，是同学们课余时间自由活动的场所。屏风后面有两个面积较大的天井，天井中间有一条用小扁石铺成的人行道，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宽阔的走廊，走廊里端有三个台阶，通往第二栋房屋的厅堂，厅堂后面有个面积不大的房间叫“神橱”，里面摆着几块又高又宽的灵牌，灵牌上写着詹氏祠堂家族最早的列祖列宗的讳名。

再走进去就是詹氏祠堂的第三、四栋房屋。第四栋房屋的厅堂是学校的大礼堂。大礼堂正面墙壁有一座讲台，讲台的壁上挂着毛主席像，两边各挂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讲台前沿正中间放着一张讲桌，大礼堂后厅是老师办公室。大礼堂里头左边有个面积大约120多平方米的操场。左侧墙壁有一个门通往新建的詹氏祠堂，那新祠堂下栋房屋有宽敞的戏台，还有宽阔的化妆室，戏台左右两边各有一座酒楼，每间酒楼可容纳近百人坐着或站着看戏。戏台前边天眼有两个很大的长方形天井，中间一条用小扁石铺结成的人行道。酒楼下各有一间宽阔的走廊，走上三个台阶，就到上栋宗祠的厅堂，厅堂很宽阔，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大房间，厅堂后面有三个大房间。

那时候的上同叫上同乡，上同乡如果召开群众大会或演戏，都在新祠堂举行。记得我读二、三年级的时候，在新祠堂看过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掀起大生产运动高潮等现代戏，也看过忠信赣戏团来上同演出的古装戏，但我看古装仅仅去凑凑热闹而已，根本看不出一点什么门道。

新祠堂在我脑海中总的印象是崭新、华丽堂皇，是旧詹氏祠堂根本无非媲美的建筑。

那时候，我的母校上同小学120多个学生，只有5位老师。虽然是个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但是二、三年级编成复式班，同坐在一间教室。那时，村桥、金樟、排棚、管九等初小同学前来上同就读四、五、六年级。

一九四九年九月（公历），我的堂姐詹桂英带领我去上同小学报名上学。我还记得那时候学校大门口大路靠着小溪的路边竖立一支杉木制成的旗杆，每逢周一早读前，全校师生都要到校门口的大路上集合，同学们按年级排队立正，大家一起唱国歌，升五星红旗。每逢周六傍晚，大家也都要到校门口的大路上集合，唱国歌，降红旗。

那时候，学校还没开设幼儿班，一进学校就读一年级。级任老师（后改为班主任）给我发了一本《国语》、一本《算术》。读国语那时候学的都是繁体字（也叫大写字）。虽然做国语作业写那繁体字，有些字笔画很多，很不好写，但我还是爱读《国语》，认为学《算术》没兴趣。记得读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我们低中年级学生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完成消灭“四害”任务。我在父亲的大力支持下，灭鼠任务一学期交了6支老鼠尾巴，4只麻雀爪（即消灭2只麻雀），因为那小家伙挺机灵，很难捕捉到它……

记得我读三年级时候，在一天傍晚放学回家的路上，经过一座凉亭，凉亭右边壁上靠放着一张黑板报，当时我大声地朗读黑板报上写的消息，这时从屋内走出一位叔叔冲着我大笑，当时我被他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我到了学校，见到五位老师左手臂都佩戴黑袖纱。中午放学，同学们集合排队，值日老师在队伍前面讲话，向大家宣告：“世界革命导师、苏联人民革命领袖斯大林元帅因病医治无效而逝世……”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难怪昨天那位叔叔冲我大笑，嘲笑的就是我把大元帅的“帅”字误读为“师”字，以后凡事不懂千万不可以装懂，不然闹出笑话，让人笑掉大牙。

当我读到四年级第二学期时，我觉得算术这门学科越来越难学，特别是应用题，做作业常出差错，考试成绩很不理想。我邻居居住着堂哥，他是六年级学生，我经常向他请教，大概是他感到很不耐烦，干脆就把应用题的许多算式列在书本的字里行间。当时我真的是傻乎乎的，每次做作业或上去板演，就照抄那些算式，结果到期末被老师发现，狠狠地批评了我。最后结果还是害了自己，到升级考试时，我的算术成绩是50多分。那时初小要升到高小，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管国语考上90多分，算术只要考不及格，就不能升级。级任老师把我留级，再读一年四年级。

再读四年级的第二学期，老师早早地布置，叫四年级到六年级做好充分准备，写好作文，今年学校“六一”儿童节要举行演讲比赛。我写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作文，写的较好。国语老师很欣赏我的文章，把我选上参加“六一”节作文演讲比赛。演讲时我发言标准，声音洪亮，又有表情，还有手势比划，文章内容用词确切，结构严谨，富有感染力。比赛评选结果，我荣获一等奖，奖品是一张奖状、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和一支铅笔，这是我人生首次获得殊荣。

我还记得读五年级时候，天逢大旱，老师带领我们学生有的带着脸盆，有的挑着小水桶，去缺水的禾苗抗旱。那时上同乡连木质水车都很少有，就更谈不上有抽水机和水泵。大人都挑着大水桶抗旱。我们学生就到马路边用脸盆或小水桶把马路坑或大水窑的水一脸盆、一水桶地舀起来倒往禾田。

五年级时候，老师曾几次带领我们赶到上同乡公所（杨处马路旁高大房子）那里，聆听北方南下干部—周股长讲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文件，他那北方口音很浓重，我们小学生有许多话听不懂。六年级时，大片禾苗的禾叶被卷叶螟虫卷起来，老师带领我们学生大清早，每人提个菜篮子去摘虫包禾叶，把虫包叶摘下来放到篮子里，装满一篮子，再把它倒在大马路上烧掉。

1956年6月末（公历），校长带领我们毕业班十六位同学在升学考试前一天，冒着酷暑赶到仙阳小学，晚上大家睡在仙阳小学大王公廊楼上，喂了一宿的蚊子。第二天下午考试完毕，校长领着我们顶着烈日赶回家乡。过了近一个月，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班16位同学几乎全被录取到浦城第二中学（现在叫仙阳中学）读书，从此就结束了我那回味无穷的母校童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