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最有“网感”的人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让最有“网感”的人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

——社交媒体中新生代华人的国际传播价值考察

谭雪芳 陈秋芩

“讲好中国故事”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时代命题，也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5G、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前沿科技，日益把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与此同时，国际传播中的传播观念、传播技巧和话语体系等方面的短板，使中国故事只做到了“讲”，离“好”还有一段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有国际调查报告显示，世界各国18岁到30岁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印象好于其他年龄段。这意味着改善中国形象、增强中国影响应加强年轻世代的文化认同。让最有“网感”的人到海外讲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的话语和实践青春化转型，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对于著名侨乡福建而言，充分发掘国际传播中最有“网感”的青年群体——新生代华人的价值，创新国际传播无疑正当其时。

◆平台世界主义视域：新型国际传播中的新生代华人

当前，社会的移动化、数字化转型加速，数字媒介平台成为全球信息流动和情感交往的新型基础设施，各种“平台”有效地协助政府、企业和社区，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传播学者范·迪克称之为“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也应当升维新的媒介逻辑和行动逻辑，由传统的“国族中心主义”向“平台世界主义”转变。所谓平台世界主义，即发掘平台媒体的“世界主义潜能”，以提供全球公共品的方式，按照以“共同善”为核心的媒介伦理重建全球传播共同体。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就和影响力，以及一批优秀的“数字华流”，如支付宝、Tiktok、起点国际和米哈悠等技术公司“出海”，一些内生平台如B站、小红书、《原神》游戏等，都吸引了很多海外玩家“入驻”，推动了以机构为主的国际传播逐渐和以个人化的公共外交逐渐汇流于“平台化”，对外传播的“平台世界主义”条件基本成熟。

当媒介平台成为国际传播基础设施和主要场域，年轻世代就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抓手。让年轻人当主力，让最有“网感”的人到海外讲好中国故事，日益显现其内在的魅力。而最有“网感”的年轻人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新生代华人。新生代华人泛指在海外出生或成长、有中国血统的华人二代及以上的青年人群（主要指“95后”和“00后”）。他们与上一代华人不同：一是具有本地化和全球化双重特征，即无论是从语言还是生活习惯上说，他们都是所在国的“原住民”，可以无障碍融入当地社交圈层；同时，网络化生存使他们的心态、语态更加“世界化”。二是他们的媒介消费具有“平台摇摆”的特征，即经常游走在国内的小红书、B站、动漫游戏和海外facebook、Tiktok、youtube等社交媒体之间。他们天然是最佳的中西文化的“转译者”，也是平台社会的新型国际传播者。

◆传承与传播：文明互鉴过程中的新生代华人

从媒介逻辑来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至少可以从“传者—内容—受者”三个维度来评判。中华文明积淀了大量的“中国故事”，自然而然成为其中的优质内容。长期以来，对外传播都在精心讲述“中国故事”，在传者、内容两个维度下足了功夫，但鲜有追问海外受众如何评判中国故事，以及想听怎样的中国故事。受众的反馈没有进入传播者的编码过程，就无法形成良性的“信息回环”，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这固然有我们的对外传播大多站在自己的视角从内向外探讨“如何讲”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受语言、地域和文化所限，能够真正了解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和文化需求的渠道并不畅通，由此影响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效能。

“讲好中国故事”是以增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与交流，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理解的偏差为目的。事实上，文明的传递不仅包含了空间中的传播（communication），还有时间上的传承（transmission），即历史地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形成文化的延续性。换而言之，向西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不是简单地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而是既要对于“故事”文化内涵在深度上有理解与认同，有所传承，同时还要对受传者的民族心理、文化差异等因素充分考量，用最易被接受的媒介形式进行传播，并在最大空间范围内得到传播。按美国学者保罗·邓肯姆的观点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需要再思考、再表述、再转化的，“类似于光的折射，打开、接纳并准许其他文化组合成新的形式”。

从文明传承与传播的脉络中来审视，新生代华人无疑是最佳的“讲故事”的人。一方面，新生代华人能在情感和文化上同时接近传、受两端。虽然生长于所在国，普遍缺乏上一辈对祖国的情感浸润，亲近又遥远，熟悉更陌生，但来自血缘家庭的言传身教与潜移默化，使他们对中国文化一直保持着“情感联系”；另一方面，他们与父辈不同，在地域意义上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而在技术意义上，作为网生一代，他们通过“平台摇摆”，实现了全球数字游牧。“平台摇摆”是指在多元社交媒体环境中，用户通过从一个平台切换到另一个平台，维持他们在不同平台上的存在，而不放弃原有旧平台。新生代华人不仅在多平台之间摇摆，而且常常“跨网摇摆”，即在国内外不同的数字平台上出入全球性网络社群：既用微信群与朋友及祖父辈保持联系，也在脸书、Tiktok上发声，还会将国内小红书、B站或动漫游戏网站的内容“搬”到国外，将国外的声音“传”到国内。移民家庭的出生和原生性的跨文化经历，使新生代华人能同时接近传、受两端，具备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能性，诸如在中秋文化、中国汉服和中国功夫的跨国传播中，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量。

◆共生与转译：行动者网络中的新生代华人

在法国社学会家布鲁诺·拉图尔看来，任何一次传播都是由人和媒介物的融合、共生与互构的“行动者网络”来实现的。移动终端、5G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集群正推动技术与人的主体层面的融合，这意味我们在理解传播的时候，不仅要强调传、受之间的“精神交往及互动”，也要考虑技术要素、平台特性和受众环境等物质性条件。换言之，“传者—内容—受者”之外，还要关注在这一行动者网络中的其他媒介物，包括海外平台的算法、所在国受众的社交方式，甚至具体到手机设备型号、WiFi运营商、覆盖区域等这些基础设施在传播过程中都有可能“型塑或转换”人的行动与洞见，影响传播的效果。

从行动者网络来看，新生代华人不仅与传、受两端都有亲缘关系，而且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技术与平台都了如指掌，担当着中西文化交流行动者网络中的“转译者”角色。他们既能将中国故事进行“文化转译”，变成海外受众能接受的流行文化和媒介形式，诸如将中华美食拍成短视频、漫画，或将三国故事写成网文、游戏，还能“行动转译”，如将东方审美的《只此青绿》转发到脸书时，会添加背景或自己的点评、阐释，根据脸书算法加上tag等，扩大它的可见性、可接受度等，甚至身体力行在线下为中华文化推广。如在Tiktok、Ins上有近百万粉丝的美国华裔博主＠Mochi，经常视频科普汉服，还经常穿着汉服上街与路人互动，同时她也常在国内小红书、B站分享自己作为混血华裔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体验。而像这样的新生代华人仅在小红书上就有数十万人，分布于不同的国家，他们完全有能力为中西文明交流充当“转译者”，融通不同青年社群与文化。

信息社会学家卡斯特认为，所有的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讲好中国故事”以打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旨归，但在实践层面，真正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方式仍需不断探索。

福建是中国的第二大侨乡，1600万侨民分布于世界各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侨二代、侨三代都充分融入了当地文化，而互联网为他们全面而立体地认知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多维视野。福建也是“非遗”大省、“海丝”起点，有着积淀深厚的“福建故事”。在此背景下，充分挖掘新生代华人在国际传播中的价值，或许是福建创新国际传播，提高传播效能，推动将中国故事从“讲”到“讲好”的可行途径。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